保罗・索鲁的《铁公鸡》

2022-10-19

六七月我整理土耳其游记时，第一次发现将旅行见闻汇编并公开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自然，我开始好奇职业作家写的游记。

由于足够有趣的试读章节和勾起回忆的绿皮车封面，我购买了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这本书讲了作者在1986年从伦敦坐火车到内蒙，然后在中国搭火车游玩一年的经历。

本书原标题是《Riding the Iron Rooster》，我也因此更倾向叫这本书《铁公鸡》。铁公鸡是北京到乌鲁木齐线的外号，用来形容那趟列车条件差。最近AI绘图很火，我想试试Stable Diffusion能不能猜出“Riding the Iron Rooster”是指火车旅行。结果生成的图片里大部分是骑马的场景，唯一一只公鸡还长着马腿：

游记就是充满偏见的

我在写土耳其游记时很担心我所写的内容和客观的土耳其并不相同。保罗就没有我的烦恼，他在第一章就声明了：

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解”的故事。

实际上保罗不止讲述被误解的故事，而且他更注重讲述个人的感受：

旅行者在书中自我表达的成分，往往要多过他对于所到国家的介绍。

我写土耳其游记的出发点是不想浪费旅行的那段时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我的第一直觉是：把逛过的景点都介绍一遍！所以土耳其那两篇基本只讲了景点。结果朋友看过后说像导游写的。

保罗与我不同，他不喜欢逛景点，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要逛景点：

旅行中比较令人不解的一件事就是去景点参观。对于来中国的旅行者而言，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无益的事情之一，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很多时候连娱乐消遣都算不上。它带来的疲惫感完全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精神上的慰藉。

这完全属于何不食肉糜了：普通人要有一年的时间体验整个国家，当然会逛景点之外的地方了。虽说他不爱参观景点，却还是去了并爱上了兵马俑。

不过话说回来，保罗不爱参观景点，可不代表他不会景色描写。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在描写火车外的景色时，我只能说像地铁广告一样无聊，保罗却能写出“他们透过车窗望向外面的房屋，而那些房屋也还以同样的目光。”

除去保罗对车窗外景色的出色描写，本书就只剩下保罗的自我表达了（其实还有大量对话，但它们只是被挑选出来用于表达作者想法的对话——这一点我的游记也类似）。如今看来错得离谱的一例：

我开始想象，如果计算机集体爆炸，卫星全部被烧毁，所有的喷气式客机都从空中坠落，我们最终从高科技的梦中醒来，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应该还在开着那些呼哧呼哧的火车继续前进，他们应当仍在古老的梯田上耕作，心满意足地生活在窑洞里，用羽毛笔蘸着瓶里的墨水，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纽约时报》在这本书刚出版时发表了书评。书评最后这样结尾：

他经常评价中国而不是描述中国——而评价与描述都来自很有限的视角。最后的结果就是对中国充满意见、无关紧要又不完全的肖像。

我同意书评的看法：这是本十分主观的游记。但别搞错了，这是在夸这本书，因为片面的视角往往带来有趣的画面。还拿上面那个想象来说，现在读起来不就像读早期科幻作品一样好玩么？

在旅游时我很苦恼如何拍照，因为拍得再好，顶多就是比肩景点十块三张的明信片。如果每个人拍的照片相似，怎么证明你来过某地？答案是把经历讲出来，讲得越个人越好。如果让保罗像我一样介绍每个景点，恐怕他也只能写出文采更好的导游词。说白了，游记作者不是百科全书的编辑，游记也不是词条。我不反对游记向读者介绍相关知识（这点保罗做的也不错），但游记中有趣的地方，其实是作者的主观评论——不管事后来看是判断对了还是判断错了。

我有个同学曾经想写伦敦游记，但是他很快放弃了。他说因为他去的都是大众景点，所以再怎么写也不会比别人写的好。这个例子正好可以反衬保罗的思路：少参观景点，多输出自己的想法。

文革

在刚开始读这本书时，我没想到作者保罗是如此地关注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他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他曾受过影响：文革发生时保罗正在非洲，那时中国尝试在非洲扩大影响力，因此保罗读过《毛主席语录》和《北京周报》，而且他曾经自认为一名革命者。

二十年后他又来到了中国。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都要问碰见的人如何看待文革。得到的答案当然也是否定文革。

“你不觉得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什么成就吗？”
“完全没有，而且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每个人都感到很迷茫。”
“你们到什么时候才不再感到迷茫？”
“直到邓小平上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小彭说。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短暂的过渡期，这也许只是其中一段。”
“我希望时间长一些。”小彭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文革有回潮的势头。我问了一个热衷政治，整日研究谢林哲学的同学支不支持文革。那同学说文革也分好多阶段，我问他整体上怎么看，他说支持。

还有一段对文革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如果你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就会觉得它们来得很慢，”一个年轻人说道，“只是因为你是外国人，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才会觉得我们发生了剧变。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些变化都太慢了。”

如果我未来遇到什么剧变的话，也许会因为这句话而平静一些。今年是不太平的一年，但如果仔细体验的话，也许会知道明年将发生什么。

毛主席

提到文革就一定会提毛主席的功与过。书里有人仍记得毛主席的好（她说，“毛主席为中国做了很多伟大的事。现在大家都批判他，却忘了他也说过很多有智慧的话。”），但年轻人“没有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所以对于这位老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实际上，我有时同年轻人谈话，会发现他们还不如我对毛泽东狂热。”

保罗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吸引力也最难以盖棺论定的人物”，他听了青岛学生对毛主席的负面评论，曾经想劝对方认同毛主席，但放弃了：

听了他的话，我本想用“你说的没错，但是……”之类的话来应对，可我为什么要费劲去劝他们认同毛泽东呢？他们的余生都要在这里度过，我却可以想走就走。最终是他们要决定如何对待关于毛泽东的记忆，不是我。

如今决定如何看待毛主席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以我的观察，近年来年轻人们重新爱戴起了毛主席——与之相伴的是曾经的“马爸爸”变成过街老鼠，以及“资本家”和“吊路灯”等词汇使用频率的增加。“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是解释这股热潮的最好理由：年轻人感到挣大钱无望了，所以开始期盼起共产主义。不过从上海人反对财政转移支付来看，大家似乎不喜欢“先富带动后富”，只接受“比我更富的带动我”。

删减与内参书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以文革为核心内容的书能在大陆出版一定是删减过的：正如译后记所说，“翻译永远是遗憾工程”。也许有一天闲下来我会阅读本书的原文，但和电影类似，我看书也极少看第二遍。对这本书，我目前没有读第二遍的动力。

在确认手上这版有删减之后，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故事。作者在美驻华大使夫人的晚宴上遇见了《1984》的翻译者董乐山。董乐山说跟保罗说：

其实，限制此类书籍流通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这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并不习惯于借书给那些凡夫俗子，认为后者读过以后可能形成错误的观点。

虽然保罗发现厦门的《1984》可以随意借阅，但不信任普通民众的现象到现在仍然存在：本书的删减就是一例。

离别与笑

保罗很爱归纳中国人的特点，有两个特点他反复提及：离别总是很突然，以及不止代表高兴的笑。

离别突然指宴席总是在一瞬间结束，或者和别人再见时没有不舍：

田先生耸耸肩，和我握了握手，一个字也没说便走开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告别方式：不会徘徊逗留，不会交换地址，不会依依不舍，不会有任何的多愁善感。他们只是在离别时刻背过身去，因为从此你将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操心。就像中国人聚餐之后的分别一样，大幕砰然落下，然后大家都消失不见。虽然这样的分别方式有些敷衍，但我并不在意——这显然让他们远离了虚伪。

这与我的经历不符：吃完饭接着去对方家聊天是常有的事；离别时也总是会拥抱。之所以保罗有中国人离别利索的感受，是因为——让我引用前面书评的话——他在中国没有朋友：

打个比方，大部分美国人会如何对待在我们国家旅游，通过被指派的国务院翻译询问关于美国中部和越南问题的俄罗斯作家？由于各种原因，索鲁先生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把他当作有钱的旅客或者有敌意的外国记者，并这样对待他。他们对他的举止不能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人行为。

保罗说外国专家“一旦不再发挥作用，就会被送回家”，如果确有此事的话，大概率还是因为没有朋友。

保罗归纳的另一个特质，是中国人的笑从来不表示高兴：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停地大笑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而轻快地偷笑则意味着有些东西出了很严重的差错。

他这一笑来得很迫切，似乎在对我说：求你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后来他转过脸去，眉头又皱了起来。这样的行为方式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这让我感到奇怪，难道外国人没有用笑表示尴尬的情况么？如果真没有，那这个特点可以说抓的很准。时移境迁，现在美国人才是笑得太多的奇怪人群——忘了说，保罗是意裔美国人。

民族矛盾

这几年民族问题和背后的国土问题被经常挑起。我没有去过新疆和西藏，但从互联网上看，似乎矛盾在新疆远比西藏大。从书里看，1986年的情况正相反。

来自边境，长得像土耳其人的维族同胞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他的汉语水平和我一样有限，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却说得和母语维吾尔语一样流利。他说自己来自苏联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交界处的塔城，离乌鲁木齐大概 500英里（800千米）。那几乎是中国境内最远的地方，它的居民仍然可以被视为中国人，但要是再远一点就不行了。这让我突发奇想。
“你不算中国人，对吧？”
“当然算！我是中国人！”

开宾馆的藏族兄弟看到汉族司机就说满房，看到作者就说有房，还把啃了一半的牦牛肉分给作者。

不过不管少数民族的认同感如何，保罗对他们报以看其余中国人同样的挑剔目光：“藏族人认为他们是性欲无法满足的女人和一只顺从猴子的后代。这只是个故事，但看看藏族人，就能理解这个神话可能的起源了”。

1986年的民族矛盾让我想起《红星照耀中国》里各族对长征时期共产党人的反应。

红军在遇到仇视汉族的彝族人时，用汉族也分压迫彝族的“白”汉与和彝族有共同敌人的“红”汉论打开了政治通道：彝族人不仅让了路，还有几百人加入了红军。

可是之后红军在川藏边界的大草地遇到了完全不给讲道理机会的“蛮族”：

在这里既没有机会解释“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没有机会结成友好联盟。“蛮族”的女土司对于各类汉族人，不论“红”汉“白”汉，都有难以消除的宿怨。她威胁道，如果有人胆敢帮助过路者，她就要用开水把他活活烫死。

不过书中“蛮族”和藏民并列，所以他们不是藏族人。至于具体是什么族，我不清楚。被抓住当向导的蛮族和红军成了朋友，所以也许民众间矛盾并不大，有矛盾的只是作为领导的女土司。

新加坡和香港

1986年，新加坡独立21年了，香港已经确定将要在11年后回归。在讲述中国游记的书里面讲到当时的东南亚华人还是挺有趣的。

在之前提到的晚宴上，萧乾老先生对新加坡的评价很低：

“新加坡是个经济奇迹，”他笑着说，然后补充道，“也是片文化沙漠。他们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他们的寺庙在我们看来跟玩具一样。这个国家无足轻重，甚至好像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总理李光耀虽然是东方人，却总是以西方人自诩……”

“现在新加坡人很希望和我们做生意，”萧先生说道，“但他们的政府太严厉了，总是监视和监听，搞得人民很害怕。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都……没有窃听器。但是在新加坡，任何人开口前都会在桌子下面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窃听器在监听。”

广州的美国人巴顿对新加坡评价也很低：

“我收到了一份新加坡的工作邀请，”他说，“也是和石油相关的。或许我该接受它，可是那地方制度太严了。我受不了李光耀，他们可以追随他，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跟着邓小平走。”

“知道我们叫李光耀什么吗？有点良心的希特勒。啊哈哈！”

新加坡人和李光耀一样以西方人自诩，对中国人评价很低：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道：“他们太落后了。他们就是农民，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谁？”我问。
小丁笑了笑。他说的是我和他吗？他并没有回答。

我对新加坡什么看法？我还挺喜欢那里的，因为Li Haoyi写的mill、os-lib挺不错。

香港人也没逃掉作者挑剔的评价：

他们的英语很糟糕——真看不出来是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居民，而且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和我见过的大部分香港人一样，他们身上土气十足，而且虚荣做作得可笑。他们营养不错，但脑子却相当不清楚，对政治的看法也很天真。

香港人不是体重超标，就是赶时髦似的瘦得皮包骨……他们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相互指责，一点修养都没有。他们的很多特质都是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后果。

结尾

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比如柏林华沙乌兰巴托和大同的食品店对比、一路上拉住作者换钱的各国人民、买卖文物的村民等等。但因为游记本身就是散的，阅读时想说的话也太散了，难以写成连续的文本。按目前的速度，边找原文边把零散的想法串成有逻辑有主题的文字实在太慢了，所以我放弃了整理的念头，决定让那些标注停留在脑子里。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10分我给打8分。